唱自己的歌大发国际网址,打工春晚

作者:大发文学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2017年1月15日,2017年打工春晚在一个远离北京城市中心的偏远村庄录制,这是打工春晚的发起者北京工友之家的所在地。这天下午,天寒地冻,在简陋的、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新工人剧场”里,200多个观众和70多个演员 “抱团取暖”,靠着“燃烧的激情”一起度过了冰火两重天的难忘的3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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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网上看了首届“打工春晚”后写下的,时间是2012年初。一晃2016年,“打工春晚”也办到了第五届。但“打工文化”在兴起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一点,我接下来还会论述一下。

这是第六届打工春晚……

民间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发起并组织的“打工春晚”,自2012年诞生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六届。作为草根打工群体自主开创的一种独特的节日文化表达形式,“打工春晚”虽然一直受到新闻传播界、劳工文化界、公益机构、支农志愿者和普通网民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但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还未引起学术界和文艺批评界的足够重视。依本人五年来的观察,“打工春晚”作为“新工人群体”[1]的新型文化创造,一方面孕育并释放出独特的文化政治活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展现和面临着很多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和现实挑战。因此,本文试图对形塑和构建“打工春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政治因素进行分析,并尝试从中寻找推进“新工人文化”建设和创新的相关路径。

说和做,是两回事,让我来干,我干不了;但做的人,也不能拒绝批评。是不是这么说?

打工春晚六年发展路 “众筹”迎鸡年

“打工春晚”诞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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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春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北京工友之家”及其“新工人艺术团”,他们自2002年“五一劳动节”成立的那天起,就积极开展各种文艺实践活动。“北京工友之家”原名“农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曾用名“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和“打工青年艺术团”,最初是由来京打工的文艺青年孙恒、王德志和许多三位创办的,初衷就是要为打工群体提供文化教育方面的公益服务。他们在“用歌声呐喊,用文艺维权”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农民工”这个称谓包含着对打工群体的权益歧视,而新一代打工群体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创造,应该彰显自己的文化权利意识和文化自信。为此,他们数次改变自己机构和团体的名称;这种不断命名的努力恰恰呈现的是新工人群体不断寻找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过程。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一台被称为“打工春晚”的节目视频被传到网上,到正月十五,网络点击率已达到十万。“打工春晚”由民间组织“工友之家”主办,演出地在北京东郊皮村的社区剧场,崔永元友情主持的确为这台演出吸引了一些关注度,但真正触动观众的还是节目本身,在这里,观众看到的是与主流文化所塑造的不同的打工者形象和另一种世界观。

2012年,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社会组织北京工友之家发起了《打工春晚》,地点在皮村“新工人剧场”——一个由工友们自己动手盖起的帐篷剧场。参与演出的是北京工友之家所属的新工人艺术团、北京木兰花开文艺队、深圳重D音乐队、苏州工友家园合唱团等团体的工友们和打工子女学校同心实验小学的孩子们,也可以说,参与演出的是所有在场的观众。因为他们始终随着演员一起唱歌,一起舞动着他们最喜欢的、最熟悉的动作——“劳动者最光荣”。剧场虽然简陋,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来自工人群体的表演者尚未有过任何表演训练,但100多位现场工友的热情参与、着名主持人崔永元的加盟以及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使《打工春晚》在流动工人中广为流传。皮村这个不知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也因此成为打工春晚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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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流动人口总数超过2亿,这个来自农村、主要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工作的庞大人群在多年打工的经历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打工春晚”只是窥探打工文化的一个窗口。培育出自己的文化是一个群体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标志,也是这个群体成为一种能动的社会力量不可缺少的条件。像是苍茫大海上露头的桅杆,打工文化的兴起预示着这个群体将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人们需要做好准备倾听他们的声音。

2013年,第二届《打工春晚》得到了团中央和陕西农林卫视的大力支持,地点改为团中央大礼堂,不仅通过新媒体传播,也通过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主持人崔永元曾豪迈地说,我们要办到人民大会堂。2014年,第三届打工春晚在朝阳区文化馆一个小剧场举办,录制现场大约有200多工友,观众坐在小板凳上或席地而坐,也可站起来加入节目的舞蹈中。第三届打工春晚通过陕西农林卫视和网络新媒体进行了传播。2015年和2016年则进入了潮阳区文化馆的九剧场,工友和来自各界的观众可以舒服地坐在有暖气的剧场里观看演出。2017年打工春晚重返皮村,从灯光明亮的高高在上的大舞台重回到简陋的但却与观众没有任何距离的新工人剧场。

北京工友之家的大本营: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被表述,与自我表述

本世纪初,国内知识界发生过一场关于底层的讨论,议题之一是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当时的基本共识是否定性的,理由是底层无法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没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只能通过来自底层之外知识分子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

在主流话语平台上,这个判断至今还是成立的。以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为例,为体现大团圆的气氛和广泛的代表性,每年春晚都会把包括打工者在内的底层人民形象作为 一种元素来使用,这个形象的载体包括春晚常客赵本山,还有近年曾登上春晚舞台的王宝强、旭日阳刚、西单女孩、民工街舞团、“大衣哥”朱之文等。他们的共性是出身农村,在努力和机缘的双重作用下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于是被当作底层的代表推上舞台。但他们发出的声音是被安排好的, 他们歌唱的是别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喜怒哀乐,歌唱成了纯粹的才艺展示。观众看到的不是底层人民的真实境遇和他们对命运的思考,而是强势文化借底层形象的表达。

在另一个层面,他们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出场是在印证“只要努力,人人都可能成功的”社会神话,给更多身在底层的奋斗者一个希望和继续在既有规则下奋斗的理由。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山东农民朱之文在除夕之夜为全国人民演唱,对农民境遇的改变, 对全社会对农民诉求了解的增强毫无助益;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则已经脱离其出身的社会阶层,通过演艺界进入了社会阶层流动的上行通道;赵本山、王宝强等人 则已经成为既有社会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

总之,观众在春晚上看到的底层人民形象是“被表述”出来的,其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扭曲,他们身上没有体现农民、打工者的主体意识,只是供人消遣的娱乐元素,被用来裱糊问题重重的社会。

但在主流话语之外,打工文化作为底层文化的代表已经在自己的土壤上生长起来了,打工文化的实践者们开始创造自我发声的渠道,皮村的社区剧场是他们自己的舞台。“打工春晚”上所有节目的创作者和表演者都是普通打工者或有过打工经历的人,他们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对自身价值的认知。

在家具城工作的老耿和两个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自编自演的“梦之舞”,把木匠活融入到舞蹈动作中;建筑工、家政工、服务员穿着自己工装走秀。虽然姿态不够专业优美,但可以看到打工者在表现自己时,是多么的自信。

在“打工春晚”上,打工者们还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演唱了自己的歌曲,表达他们的乡愁、痛楚、思考和希望。通过歌唱,打工者反抗社会对他们的命名:“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哎嘿依而呀儿哟!哎诶嘿依而呀儿哟!/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歌唱中有对自身价值认知的表达;他们唱起《劳动者赞歌》:“我们的幸福和权利,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劳动者最光荣!”;打工者的歌唱中还有乡愁,这首歌叫做《想起那一年》:“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离家的孩子何时能回来”。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求新的机会。官方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有2.47亿。作为一个被官方话语称为“农民工”的群体,他们像跨境移民一样,经历了“文化震动”和其文化被城市主流文化边缘化的过程,他们渴求精神文化,但不是自上而下的“关怀文化”或“送戏下乡”,而是来自工人生活、思考和梦想的文化。在文化上,他们不是被给予者,而是创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打工春晚》产生不是偶然的。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出现流动人口之后,就有了打工文化。最早在南方工业区出现了打工诗歌和打工文学等,现在也有工人民谣、民众戏剧等形式。劳者歌其事,其诉求、心声、梦想需要说出来,需要交流和思考,这就有了打工文化。《打工春晚》正是流动工人文化的汇集。

“打工春晚”虽然主要是由“北京工友之家”发起并组织的,但它直接面对的是全国2.6亿打工群体以及关注和关爱打工群体的各界人士。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普通民众自娱自乐搞联欢会的层面,而有更高的文化政治追求。早在2009年,新工人群体中这些“先觉”的文艺青年就敏锐地发现,在各种充满珠光宝气的主流文化舞台上,基本上找不到对底层劳动者形象的正常展现,更找不到对他们日常生活充满尊重和理解的文艺表达。他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为劳动者歌唱”“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建立工人文化”“建立劳动文化”等口号,自己动手创办了打工子弟学校、新工人剧场、打工文化博物馆、同心互惠商店、同心培训中心和同心农园等实体建制,以此开展公益文艺活动。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及社区为工友们义务演出,吸引、带动和凝聚了一批支持新工人文化公益事业的同仁机构(如北京木兰乐团、深圳重D乐队、苏州工友家园合唱团、港台及国外的工人文艺团体)和志愿者。他们建立了皮村影像小组、皮村文学小组及其他文艺小组,在“三八”“五一”“六一”和“十一”等重要节日举办各种能够体现这些节日文化政治内涵的文艺活动,还举办了“劳动文化论坛”“工作坊”和“交流营”等理论探讨活动,举办了三届面向全国新工人的“工人文化艺术节”。“工友之家”带头开展的这一系列文化活动,不但从表演队伍、主持人、节目创作和志愿者招募等方面为“打工春晚”的产生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它确立了比较明确的新工人文化意识。

用文化建构打工者的主体性

事实上,底层讨论的浮现本身就是一个后退,表明主流意识形态成功地以阶层分析替代了阶级分析。阶层强调的是存在感,而不是历史感,将农民、打工人群、下岗工 人等归为底层,是以客观描述的名义掩盖了他们之所以沦为底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在这种视野下,底层不再是能动的历史因素,无法主动参与社会秩序的变革。同 时,底层成了研究的客体,被呈现为一个又一个问题化的建构,如三农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等,需要一个一个地被解决。

在主流视野下,知识分子事实上无力描绘底层是什么,无力理解和概括底层对社会的看法和诉求。这个任务只能由底 层自己解决,作为底层一部分的打工群体率先做出了回应。这应该与打工群体的特殊社会经历有关:他们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两个领域的张力之中,对二元社会结构的 感受最深;他们在市场的最前沿和最底端谋生,直接承受社会重构和市场野蛮扩展带来的切身之痛;他们的流动性强,更便于交流和团结。

打工文化中发育相对成熟的部分包括打工诗歌和打工文艺。已经有一大批打工诗人浮现出来,取得了主流文学界认可的成就。郑小琼是打工诗人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她毕业于南充卫校,2001年到广东打工,繁忙工作之余开始写作,在早期的作品里,她以打工者的身份审视打工的疼痛感:“在这个词里 我不止一次 看到/受伤的手指 流血的躯体 失重的生命/卑微的灵魂 还有白眼/就象今天 我目睹自己/一个刚来南方有着梦想和激情的郑小琼/渐渐退次成一个庸俗而卑微的郑小琼”。

她的写作并没有庸俗和卑微下去,而是进入了对社会关系的思考和批判,在《生活》中,郑小琼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这其实是在审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将工业化生产中被异化了的普通劳动者的地位进行了概括。正是在对自身位置感的寻找中,打工者的主体意识浮现了出来。

更难得的是,诗人没有简单地将打工者的主体意识停留在文字里,在2007年获得了人民文学奖之后,东莞作协邀请郑小琼当驻会作家,她拒绝了。她不想当一个成功者的标本,而是继续留在打工者的行列里,为打工者写作。

文艺作品比诗歌更具社会参与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孙恒。孙恒原来是中学的音乐老师,1998年辞职外出打工,在颠沛流离中,他发现打工者需要文化生活,也发现了给打工者歌唱的乐趣。2002年,他发起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目前,他领导的“工友之家”以皮村为根据地,发展为包括艺术团、打工子弟学校、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社区剧场等在内综合性服务性组织。新工人艺术团已经发行了4张唱片,义务到工地上为工人演出数百场。

孙恒将打工文艺视为阶层塑造的工具,希望通过歌唱的感召力在更广泛地唤起打工群体的主体意识,帮助打工人群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打工者主体意识的产生基于对自身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的确认,与“到底谁是社会的主人”,“到底是谁为社会进步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到底是谁在养活谁”这些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些问题,主流意识形态给出的答案是“企业家的贡献最大”,是“老板在养活员工”,很多普通劳动者在强势文化霸权的攻势下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相应地,打工者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在孙恒早年的一首民谣式作品中,他借彪哥这个人物进行了提问:“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他们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却总是看不起你/你说究竟是谁养活谁/他们总是弄不清,他们总是弄不清这个道理”。在另一首歌中,孙恒反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高楼越来越高/盖楼的人一辈子连个房子都买不到/为什么医疗水平越来越高/进不起医院看不起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尊严是打工文艺作品中经常反复的主题之一,纪念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的歌曲唱到:“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但不能没有尊严/大地从未沉默不语/只是没有听见她的声音/千百年来你的呼喊/在我心间从没改变/正义自由之声将永远/永远流传在这人世间”。

在另外一些作品里,孙恒和他的战友们对劳动者的价值进行肯定和歌颂,比如,“打工打工最光荣/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

新工人艺术团曾接到过春晚的邀请,演唱他们的《想起那一年》,但要求改写歌词,把打工者的有家难回变为衣锦还乡,他们拒绝了。当一个群体意识到自己是谁,他们是坚毅的,有力的。

发起者“北京工友之家”是一家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公益性工人组织,着重于工人文化教育工作。于同年成立的“新工人艺术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打工者,十多年来多次奔赴各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及社区坚持为工友们做义务演出。其宗旨为“为劳动者歌唱——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曾出版工人音乐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为劳动者歌唱》等。“新工人艺术团”在2005年获得了文化部“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先进民间文艺团体”奖。艺术团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受邀参加了2008年首届中国农民歌会、文化部2008年抗震救灾、2010年中国农民艺术节,2010年北京朝阳流行音乐周和春节期间地坛庙会等重要演出活动。在皮村,“北京工友之家”还创办了一个民间非营利性公益博物馆“打工文化博物馆”,动手盖起了“新工人剧场”、举办了三届“工人文化艺术节”、“流动的心声—新公民儿童文化艺术节”等,也有工人卡拉Ok大赛、社区广场舞、“劳动文化论坛”、社区工会、工友影院、皮村文学小组等工人文化活动。可以说,位于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有自己的演出场地,有自己的丰富的文化作品,有大量的工友可以在这里参与演出,同时,还有关于工人文化的理论探讨和艺术节的文化实践。2012年1月7日在首届打工春晚的前一天,不少工友参加了“传播与劳动文化的工作坊”,一起讨论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劳动文化?劳动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劳动文化有什么用?以及我们如何发展劳动文化等等。因此,“打工春晚”不是在这里偶然发生的事件,也不仅是一种“自娱自乐”的狂欢,其背后凝聚着工人文化发展的力量。

“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数次谈到举办“打工春晚”的初衷。他说,现在的春晚“完全脱离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不仅脱离生活,还可耻到每年都会选那么几个节目来代表我们、妖魔化我们……所以我们就在想,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自己的春晚,通过网络让工友看。这就是最初的想法。”[2] 他后来再次强调:“我们办‘打工春晚’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给打工群体搭平台,让大家演自己。我们希望‘打工春晚’能够成为反映3亿打工群体心声的春晚,能够成为打工群体展现自己精神文化的舞台与精神家园。”[3]这说明,“打工春晚”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有其深刻而严峻的社会分层背景。在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底层人、弱势群体在文化趣味上已经与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存在相当深的隔膜。“春晚”作为一种高度凝聚中国普通人一年生活中所经历的苦乐酸甜往事的独特文艺形式,本应该成为社会各阶层释放真情、相互体谅和互助“共情”的宝贵时刻,但自九十年代以来举办的各类大型“春晚”,似乎越来越流于富丽堂皇的虚饰造作。主流“春晚”舞台多年来很少真诚地展现在数量上占到我国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若算上与他们紧密相关的留守和流动的直系亲属的人数)的进城打工者的喜怒哀乐,很少展现普通民众从事生存性劳动的艰辛过程,很少展示劳动者对于自身精神价值的文化思考。打工群体大约在2006年之后才成为“央视春晚”连续呈现的对象,[4]而且往往被抽象地当成某种传统美德的空洞载体来加以赞扬或同情,或者被简单当作一种落后、呆傻或者狡黠的陪衬形象来呈现。但事实是,新一代打工者当中已经涌现出了不少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新工人”,他们对那些产生于他们自身真实生活的、真诚的精神文化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渴望创造,渴望得到其他阶层的理解和尊重,也想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更何况他们还有较强的行动力和组织力,有这个时代稀缺的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合作精神。

未来在哪里?

当第一代打工者走入城市,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还要回到故乡,城市只是个谋生的手段。但到了今天,第二代打工者已经占了大多数,他们对土地没有感情,农村是回不去的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准备真正接纳他们。未来在哪里?

未 来需要自己争取。工友之家在皮村建立了一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收集了照片、信件、暂住证、工资条、工作服、请假条、工伤证明、欠条、劳动合同等与打工生 活密切相关的物件,博物馆还在编辑《新工人辞典》,梳理相关概念,进行着从另外一个角度书写打工史的工作。打工文化的实践者们着眼未来, 他们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区别于主流意识形态和那些为农民工代言的社会精英的话语。对打工群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历史贡献的阐释直接决定着他们在未来社 会秩序中的位置,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宗旨概括了这种新型文化的用处: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孙恒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劳动者需要自己的文化,它有助于打破劳动者头脑中不切实际的幻想,砸碎束缚手脚的精神枷锁,引导劳动者脚踏实地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是新型劳动文化诞生的宣言。一方面允许少数人通过奋斗取得成功,一方面维持不合理的社会等级结构,是主流文化制造的陷阱,一旦劳动者识破这个幻象, 联合起来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争取权利,必将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公正。

团结起来,走集体主义的路线是打工文艺开出的通往未来之路。孙恒和他的战友们经常演唱《天下打工是一家》,这首歌呼唤的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情谊:“无论我们从事着哪一行啊/只为了求生存走到一起来/打工的兄弟们手牵着手/打工的旅途中不再有烦忧/雨打风吹都不怕/天下打工兄弟姐妹们是一家”。有的歌直接走向了对集体行动的召唤:“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跟他干……团结一心跟他干!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霞光万丈照天边,周老板乖乖结工钱!”

打工文化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它来源于现实,致力于参与社会,改变那些现存的社会不公正。它所指向的未来是一个更公正的社会,一个劳动者享有人的尊严、劳动的价值得到合理体现的社会,正如《有一天》这首歌所畅想的那样:“有一天,山川河流是我们的/有一天,土地矿藏是我们的/有一天,森林空气是我们的……有一天,做的衣服是我们的/有一天,烤的面包是我们的/有一天/失去的手指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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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过去,打工春晚已经成为工人文化的一个品牌。2017年,打工春晚重返皮村,“北京工友之家”利用新媒体传播,以“众筹”方式不仅正在汇集资金,也汇集工人们的声音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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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打工春晚“接地气”

“北京工友之家”院内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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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打工者急需一种有凝聚力的文艺形式来表达自身的文化政治诉求,而走在时代前列的一群打工青年十年来不畏艰辛开展了大量的新工人文艺实践,这正好在思想、组织、创作和社会联络等多个方面为“打工春晚”这种新文艺形式的诞生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年关将近,思乡归家,得失冷暖,去留徘徊——打工群体有满腔的感慨,需要一个释放、交流和升华的公益舞台。北京远郊城边村里的“新工人剧场”很简陋很寒冷,工友们得穿着厚重的棉衣和工作服上台表演,但他们愿意为参加这场晚会千里奔袭甚至不惜丢掉赖以维生的工作。一切困难似乎都无法遏制工友们参与“打工春晚”的热情,他们在这里可以唱自己的原创歌曲、朗诵自己写的诗、演自己编的小品,可以穿着工装大胆地走“时装秀”,台上和台下的人可以一起尽情地分享传统节日特有的快乐、温暖甚至悲辛。可以这么说,“打工春晚”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是伴随新工人文化的逐渐崛起而水到渠成的事情。

打工春晚受到工友们和其他社会人士欢迎的主要理由是“接地气”。中国流动人口的“地气”是工厂、建筑工地、流动人口聚居区、家庭等地的劳动和流动的生活。我们看到,三届打工春晚的主题非常鲜明:倡导劳动价值;想念家人和歌颂兄弟姐妹情谊;关注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体的发展。在三届春晚总共111个节目中,“劳者歌其事”的节目占38%,表现对家和家乡思念的和兄弟姐妹情谊的节目占24%,关注工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节目占29%,其他大约为9%。如下表1所示。

“打工春晚”的主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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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打工春晚”并不是打工群体简单的自娱自乐,而是他们试图表达自身真实生活感受和文化政治诉求的新文艺创造。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打工春晚”的主题构成上。统观六届“打工春晚”,反复出现在各种小品、相声、音乐剧、诗朗诵和歌舞节目当中的主题词,不外乎“劳动”“家庭”“孩子”“女人”“尊严”和“自由”等。这些节目往往围绕劳资纠纷、劳动报酬、劳动尊严、留守儿童、流动少儿上学和女工受歧视等具体问题展开,这些问题不但直接涉及新工人群体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他/她们自己的文化身份认知。

当然,这个归类是简要和粗略的。节目内容非常值得更深入的分析。个别节目难以归类,比如儿童诗朗诵“再见了,北京”,是一种与爸妈将要分离的思念,也是一种对身份的质疑,其实与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是儿童的朗诵,我们暂且将其归为第二类。

卜卫老师对六届“打工春晚”的全部111个节目做过统计,她发现倡导劳动价值和表现劳动生活的节目占总数的38%,表现对家和家乡思念的和兄弟姐妹情谊的节目占24%,关注工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节目占29%,其他节目大约为9%。[大发国际网址,5]以笔者的理解,所谓倡导劳动价值,其实是在呼吁主流社会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各项权益,激发新工人群体的自尊和自信;关注新工人群体的发展,就得揭示制约新工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偏见、权力和资本,关注打工者的家庭以及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处境;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对工友的情谊,就要表达新工人群体与家人分离的精神痛苦和对稳定居所以及“友爱共同体”的期盼。总体来看,这些分类只是相对的,因为这些主题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最终都涉及新工人的发展如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都要表达新工人群体日益自觉的文化政治诉求。

三类内容简要分述如下:

“打工春晚”对于劳动价值的表达,集中体现在每届“春晚”结束时最具仪式感和主题色彩的一个节目上——孙恒带领演员和观众高声齐唱《劳动者赞歌》。此歌曲调取自韩国工运歌曲,旋律刚劲激越,歌词是孙恒所作,洗练铿锵:

  1. “劳者歌其事”:表现劳动生活,倡导劳动价值。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

在打工春晚的舞台上,劳动生活和倡导劳动价值是其主旋律。“第一届打工春晚”的第一个节目是歌曲“打工号子”:“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着自己的歌”……,“堂堂正正地做人,咱们有咱们的尊严”……前三届打工春晚共有三个舞蹈,都是描述劳动生活的。我们从电视上看过太多的时装秀,但打工春晚出现的则是“工装秀”工人们穿着各式工装,手持各种劳动工具,随着打击乐大步走向前台,自然大方得理直气壮,一扫电视时装秀的奢靡和故作姿态的“高贵”。第二届打工春晚中,安徽南唐兴农合作社文艺队的表演唱《劳动号子》震动了全场。第四届开场是历史上劳动歌曲串烧联唱,我们听到了久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儿童歌曲《劳动最光荣》、《春天里》、《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及苏联前歌曲《纺织姑娘》等。六届打工春晚的结束曲全部是《劳动者赞歌》。这首歌曲是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根据韩国歌曲改编的。激昂的前奏一响,全体演员和观众就都做好了准备,站起来准备用自己的歌声和集体的舞蹈动作来参与春晚:“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

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

对“劳动最光荣”,主办者孙恒解释说:“因为大量的劳动被排斥在主流体系之外,比如体力劳动似乎没有价值,家庭妇女带孩子也是劳动,但不被计算在内。现在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就看你挣多少钱”,“这种文化应该改变”。什么是光荣的、有尊严的劳动,在“北京工友之家”印制的2011年的机构年历中,“劳动最光荣”被阐释为“劳有所获,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所以,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表达了工人群体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

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

家、亲情以及兄弟姐妹情谊,是“打工春晚”的主旋律之二。在第一届打工春晚,新工人乐团所唱的歌曲《想起那一年》,现场工友几乎人人会唱:“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苏州工友家园合唱团唱出“这里不是我的家乡”:因为“这里的夏天没有闪烁的萤光,这里的秋天没有金黄金黄的稻香”,歌者还有一段关于思考打工生活的RAP:“ 哦!打工的人儿,飘泊的心!是什么让你甘愿把故土收进行囊?把思念藏在心房?……”深圳重D音乐队则根据许多创作的《深圳深圳》,喊出了“深圳有没有我的家”的疑问,而这首歌词来自一位打工者来子的诗歌:“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没有我的家”……。充满深情、且沉重的诗歌《打工时代》宣称:“背井离乡的痛苦,在这个时代汇积成海,有多少个失眠的夜晚,我们三亿打工人一起失眠。和故乡亲人的眺望——十指相连……”。2015年打工春晚中,同心合唱队的孩子们与自己父亲隔空对唱《思念》,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心碎。不仅想念家人,工人们还表演了有关在城市里搬家的主题,“处处无家 处处是家 居无定所”。一些咏唱工人爱情和友谊的歌曲如《天下打工是一家》,《有你在身旁》,《男工宿舍》等则给工人们带来了温暖。

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

3.关注工人群体和社会发展

风里来雨里走,一刻不停留

不仅是劳动,不仅是流动的生活,更为可贵的是,打工春晚还包含着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工人群体发展的思考。长期以来,流动工人几乎没有自己的声音,总是由社会上优势人群代言为“感激”这种“自上而下的关怀”的“他者”。在“打工春晚”中,流动工人具有不可剥夺的主体性。他们在舞台上通过相声、小品、歌曲、表演唱等,从工人的视角再现、分析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梦想和对社会平等的追求。比如,在原创歌曲《我的名字叫金凤》中,表演者段玉说出,“我不是打工妹,我有我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对工作不能如期获得工资、对不能获得有尊严的工资、对留守村庄的挂念、对子女在城市入学的困难等流动工人遇到的问题,打工春晚都有非常深刻的反映,通过这种“泪中带笑”的表演,与社会大众对话。最近两届打工春晚中,女工们还通过演出歌曲、舞蹈、歌舞小品探讨了性别平等的议题。打工春晚也不乏鼓励流动工人在困境中坚强的励志节目,如歌曲《不再迷茫》、《打工子弟之歌》、《生活就是一场战斗》、《红五月》以及《我们的理想终将实现》等。

汗也洒泪也流,昂起头向前走

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的文艺

我们的幸福和权利,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及“文艺创作方法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一台自下而上自办的春晚,所有的节目都来自劳动生活,所有的节目都是原创,所有表演者都是工人,正如2008年工人戏剧《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中所说的:“我们的文化来自我们的生活,来自我们的血和汗”……工人表演者在演出中同时思考自己的经历。这里不需要“领掌”,不需要人为地“制造”热烈的气氛,只有自然流露的真情,无论是悲伤还是欢乐。在打工春晚中,文化可以是一种直面生活的勇气,是一种坚强,是一种团结,它可以迸发出一种促进改变社会的力量,这正是“人民的文艺”。

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

春晚是什么,是春节团聚。中国有将近3亿流动工人,春节就是要千里迢迢拼死拼活也回到家乡,要“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所以春晚对打工者有特别的意义。但是,我们主流舞台上没有属于三亿流动人口的春晚,对他们来说,主流舞台上的春晚,是别人的春晚,过于辉煌过于奢侈,与工人流动的生活和辛勤劳作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打工春晚”对工人群体最基本的意义是:这是一台属于自己的春晚,可以抱团取暖。

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劳动者最光荣!”

除此之外,打工春晚社会意义在于:

不难看出,在虚拟资本呼风唤雨、真实劳动被遮蔽、劳动者被漠视的时代,这些雄壮的歌词分明是新工人的呐喊和回应。几百号人同时起身站立,观众与演员融为一体,一边齐声高唱《劳动者赞歌》,一边随着音乐节奏一同拍着双手,从下肢、胸前一致拍打,最后紧握右拳高举头顶……伴着八拍的动作连续循环三十多遍,到终结句大家一起拉长声音高唱“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劳动者最光荣!”时,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强烈感受到那种劳动者群体特有的火热的力量。这样的歌曲,让许多打工者找回了久违的自豪感和自尊。而且,这种自尊和自豪感也渗透到了其他一些独特的节目当中,比如“工装秀”和劳动舞蹈节目就对劳动之美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展现。内向木讷的中年装修工老耿与两位青年女工一起表演的《梦之舞》、家政女工们集体表演的《疯狂清洁工》和《家政故事》以及同心互惠商店工友们集体表演的《工装秀》等节目,都直接把各种劳动用具搬上了舞台,而且派上了用场,将劳动的具体动作和节奏有机地编入了舞蹈造型。在工友演员们热烈奔放的集体劳动的律动中,在年轻工友身穿各种劳动服装一个接一个、大大方方地走着模特步上台、熟练流畅地展示各种各样的劳动动作时,这群普通的劳动者向我们展现了某种混杂着自信、乐观和反讽意味的独特文艺精神。

第一,打工春晚成为工人表达的舞台。在多数主流媒体上,有关打工者的节目可能是一种“点缀”或是自上而下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在这里,他们不是“点缀”,他们不需要“关怀”,工人不是作为“他者”被大众媒介再现,而是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群体直接表达了他们的生活现状及其思考。他们真实的生活经验第一次成为社会可见性的经验,他们对工人群体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看法得以表达出来。工人的声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倡导劳动价值和社会公正”。

除了展现劳动价值和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打工春晚”尤其关注新工人群体的现实归属和精神归依问题。打工群体目前面临的现实生存和精神困境,有学者概括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注定了他们只能在城乡迷失地带无尽的漂泊,激发了他们对精神家园的强烈期待。[6]每届“打工春晚”的工友原创诗歌朗诵,都在表达这种渴望和心声,2017年的诗朗诵尤其具有代表性。来自“皮村文学小组”的六位工友(李若、小海、范雨素、郭福来、徐良园和王春玉)集体亮相,齐声朗诵了他们共同创作的长诗《劳动者的诉说》。这首诗的结尾值得细读:

第二,倡导劳动价值。很少在舞台上在电视晚会中看到劳动的情景,看到劳动着并积极改造生活的人群,但打工春晚则给我们展示完全不同的情景。不尊重劳动不仅在让劳动没有价值,同时还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边缘化劳工群体的价值。比如,我们每天都上网看天气预报,你会看到“洗车指数”、“化妆指数”等,或者房产广告汽车广告等,有的广告或新闻报道会暗示你,如果你没有房没有车,就没有价值,就不会受到尊重。倡导劳动价值会促进我们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抗争。打工春晚有利于打破边缘化劳动群体的意识形态的霸权,展示劳工的生活、心声和梦想,促进社会反思我们的发展道路以及如何做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公平正义”。

家里有自己骑车上学的孩子

第三,打工春晚也是工人文化建设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商业文化逐渐兴起,工人文化早已开始日渐衰落。奢华的主流舞台制造了诸多“只要有钱就受人尊重”等幻像,却不能帮助工人群体面对自己的问题。打工春晚主办者孙恒不止一次说过:“这种脱离底层劳工者的文化不会让工人感到自信和有力量,反而会越来越自卑”。建设工人的文化则可帮助工人找到自己的位置、自信和力量,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参与者。孙恒为工人文化争辩:“流动劳工不是没有文化,而是被主流商业文化边缘化了”,而“打工春晚”正是发展工人文化的重要实践,是践行新工人文化标准的大舞台。

家里有盼我团聚的爸妈

第四,“城市融入”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只有“被融入”或“被文化”,没有流动工人的主动参与,就没有真正的融入和共享。工人中肯定有中国好声音,是有内容的、有思想的声音,这种声音将以自主的姿态融入城市。

我们在城市里打拼一年

第五,打工春晚是工人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交流的平台。春晚是共情的时刻,是工人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共情的时刻。人们在春节团聚的时候,想想打工群体,他们 30多年来以“别离”为代价对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理解,有利于社会和谐。

修建起的美丽/处处风景如画

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的文艺”论述,打工春晚也应能启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去“走、转、改”,要去走群众路线,到基层去发现和创新,因为文化的活力不在几个人生硬制造的、故意拔高声调的光鲜亮丽的舞台,而在劳动生活中,在劳动文化的创新中,也在公众热情的参与中。

收获装满沉甸甸的背囊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流血流汗我们悄悄地擦

附:2016打工春晚视频

明年我还会回到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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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我还会回到这座别人的城市

这首诗的语言浅显直白,但表达的情感却很丰富。面对城乡漂泊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工友们五味杂陈:感伤中浸透着坚强,孤独中散发着温馨。他们思念故乡的家园和亲人,但又被迫在城市的边缘漂泊,幸运的是,他们在“工友之家”可以抱团取暖,集体创作,彼此切磋。文学小组结成的“友爱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们共同的精神支撑,新工人文化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7]这种精神期待,已经不单单是回到农村的老家,或者只是渴望能居有定所,还包括新工人对文化共同体生活的向住。雷蒙•威廉斯多次强调过社区对于建构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要性,这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历史的佐证。笔者2016年夏天在苏州远郊的工友家园与工友座谈时,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工友们提到他们现在被迫不断地随着工厂的搬迁而四处迁徙,对即将要迁往的新城市充满惶惑,因此期待在落脚的城市也有一些能够接纳和关爱他们的工友文化之家。这说明,“打工春晚”的思家主题取得了突破,表达了新工人对于文化权利和友爱共同体的期待,扩展到了如何去建设新工人文化空间这个重大问题。

在思家主题之外,“打工春晚”对妇女和儿童也有特殊的关注和关爱。每届“春晚”的开场舞都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担当,他们表演的歌曲、儿童剧和诗朗诵,一次次地表达着流动儿童面对城乡二元困局和生活苦难时的无奈和坚韧,一次次地令观众动容。而女性工友在“打工春晚”舞台上一直占有超乎寻常的话语权。段玉高唱《我的名字叫金凤》,向“打工妹”这一冷漠的称谓提出抗议;木兰文艺队的合唱《我要大声唱》和《我是女人》,展现了四代女工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发出男女平等和女性权力的呐喊;深圳蔷薇女工合唱团的《女工歌曲联唱》、《挣脱枷锁》以及四家公益机构女工艺术团体的集体创作和表演,都将女性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有机的融合起来,显现出丰满的社会性别政治内涵。这些女性节目在思想觉悟方面,已经远高于主流“春晚”所呈现出的那些被刻板化定型的女性观念和女性形象(女人要么是“毒舌妇”、“贵妇”或“悍妇”,要么是恪守传统角色尤其是生育功能的“贤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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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春晚上的女性和儿童

从这些方面来说,“打工春晚”对女性劳动者的主题表现,与其对劳动价值和文化共同体的表达类似,都注意到了新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政治关联,而且呈现出新工人文化特有的某些进步或超前的思想要素。

“打工春晚”引发的争论

随着“打工春晚”的影响日渐扩大,关注它的人群和机构也在扩散。从第二届到第五届,晚会的录制现场搬出了皮村的“新工人剧场”,先后进入了团中央礼堂、朝阳区文化馆这些文化单位提供的相对“正规”的场所,有三届还实现了在公共电视频道播出,甚至还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电视台作为晚会的主办单位之一,相对注重大众的关注度,而“工友之家”也想希望更多的工友收看到晚会,于是,是否应该邀请那些在主流传媒上已经走红和被包装过的“草根歌星”,尤其是要不要邀请那些关注底层工友生存现状甚至提供实际帮助、但对新工人文化的政治立场缺乏体认的文艺明星?就成了一些容易引发各方争议的问题。

在2016年“打工春晚”录制现场,多年来帮助尘肺病工友的影星袁立对工友说了几句不无教化意味的话(大意是希望工友们不要有怨气,要有感恩心,要有保护身体健康的自觉意识),当天就在一些工友和关注新工人文化的人们中间引发了争议。对袁立提出批判性回应的主要是两类青年:一类是来自深圳打工第一线并参加过晚会录制的年轻工友,另一类是坚持劳工政治立场的左翼青年学者。这些来自打工一线的年轻人认为,“工友们即便怨愤也不是单纯的情绪发泄,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逻辑,大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感恩社会还是成功者的奋斗哲学都是主流言论的障眼法和道德面纱,在这背后的残酷现实是,大多数工友辛苦工作一辈子,也很难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遑论与明星相比。”[8]后一类青年学者则认为,必须要对“新工人的文化生活”和“新工人文化”进行区分,并强调只有具备深刻自觉的阶级意识(对资本与劳动及劳动者的主次关系要有深刻思考)的工人文化表达才算得上是“新工人文化”。李北方甚至警告“如果‘打工春晚’不能坚持住汇聚和发展新工人文化的方向,那么它将沦为一台山寨版的民间联欢晚会”。[9]不难发现,两类文艺青年对袁立女士慈善观的回应都有其正当的理据:前者有现实受难和对社会阶层固化的切身体验,后者有明晰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文化理论资源。但有趣的是,后者同时又批评深圳一线工友的歌曲依然还停留在新工人文化生活的层次,还没有达到“新工人文化”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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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争议中不难看出,“打工春晚”和新工人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多方力量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博弈的“文化场域”,一线工友、新工人文艺创作者、成功爱心人士、批判性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都在其中发现有阐述自己观点的必要性。这说明“打工春晚”已经将具有不同阶层、立场、认识水平和趣味的人们嵌入进来了,已经为打工群体与其他阶层的互动和互相理解创造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从这一点来说,“打工春晚”的确应该时刻保持新工人文化的政治自觉,不然别人更难了解这一群体的正当权益和文化诉求;但似乎也没有必要完全排斥那些尚未达到这种政治自觉但呈现新工人日常文化生活的作品,只有这样才不会回避打工群体目前所处的真实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晚会没有必要人为拔高普通工友的文化批判意识和文化自觉水准,而只能在以后的文化实践逐步帮助他们提高。

纵观创办“打工春晚”的整个艰辛历程和每届的实际举办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它一直处在某种结构性的困境当中。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既有理论认识的因素,也有物质和体制的因素,这些都影响到新工人自身开展文化创造的条件和能力。有些学者发现以个人才艺展示为目标的“草根明星”进入“打工春晚”很成问题,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恰恰是出资方和录播方提出的要求,因为人家觉得这样可能会提升收视率。参加现场录制的人会发现电视台编辑后播放的版本与网络上播放的版本以及现场演出有不少差异,或者电视台突然中断了播出的计划,这些都是“工友之家”很难左右的事情。一些观众很容易发现晚会节目在思想和表达形式上存在瑕疵,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节目曾经陆续有近100个女工参与排练,但由于家政工请假太难,最终有机会在舞台上表演的只剩下了8位,而且这8位的集体合作很可能还不到一周。因此,对于“打工春晚”存在的缺陷,我们不能仅从个别节目在外观呈现或思想倾向方面存在的欠缺去加以简单指责,而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制约“打工春晚”建构的各种主客观条件。

“打工春晚”与新工人文化

创造的条件

“打工春晚”所引发的各种争议,对所有关心和支持它的学者、志愿者和实践者既提出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挑战。这些挑战可以初步归纳为三个基本问题。

如何结合新工人文化的建设对“打工春晚”进行理论定位。在“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上,孙恒认为“打工春晚”标志着“劳动者的文化觉醒”,卜卫老师认为“打工春晚”集中展示了新工人文化,对新工人争取社会平等权利有相当大的“赋权”作用,吕途则认为“打工春晚”关系到“工人文化与工人群体发展的方向”。“打工春晚”导演许多补充说,“打工春晚”第一要表达工友的心声,第二要寻求对话沟通,要促成新工人群体与其他社会各界群体的互相理解与尊重。青年学者王洪喆则进一步指出,“打工春晚”发挥了组织和凝聚工人文化的重要功能,他认为让缺少文化闲暇和文化权力的工友们通过集体艺术组织起来,并在组织和积累中共同提高艺术水准和思想水准,是“打工春晚”目前可以推动也应该做的工作。[10]这些观点无疑都抓住了“打工春晚”的核心定位——真实表达新工人心声,促进新工人文化共同体的构成和文化组织力的提升,但“打工春晚”要进一步推陈出新并提升水准,是不是还要深化如下一些讨论:“打工春晚”有没有自身区别于其他类型新工人文艺的特点?它是不是一种新型的工人娱乐文化?新工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娱乐文化?鉴于目前娱乐文化基本上被大众商业文化所操纵,新工人如何才能从中创造出新的健康的娱乐文化来?在新工人文化的创造过程当中,“打工春晚”还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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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打工春晚”对新工人文化生产的激发作用。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普通工友当中愿意积极参与新工人文化建设的人数比例相当低,许多人宁愿躺在工棚里玩手机看“快手”,抽烟打牌,看明星搞笑和大众娱乐节目,也不愿意出来参与文学小组或音乐小组的集体学习,更不要说他还会主动地想做一个文化志愿者。换句话说,新工人文化的生产面临严峻的现实难题,需要通过一些非同寻常的组织形式来突破。从珠三角地区工友提供的事例来看,他们要组织起自己的文化活动要克服许多困难:上下班时间不一致,排练人数凑不齐,没有合适的场所。在这个时候“打工春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了参加春晚,工友们在臭水沟旁边坚持排练,还发现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文化组织和表现方式,比如集体创作和合唱。因为合唱不需要太多的乐器和技能,也没有拘束和压力,更容易凝聚普通工友,增强群体互助意识,成了工友喜欢的文艺表达方式。因此,“打工春晚”对新工人文化创造有一种组织性的激发活力,而且已经渗透到了普通工友的日常文化生活当中。

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参与新工人文化创造的问题。“打工春晚”之所以能够诞生在首都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北京有一批真心关注工农命运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他们来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企业工厂和国家机关,老中青三代齐全,一直是“工友之家”和“打工春晚”的铁杆志愿者。许多普通的志愿者默默地为“工友之家”捐物捐款,大力支持他们的社会企业和文化创造。当然我们也不能太过乐观,由于各种人为的或自造的障碍,新工人的这些文化创造还没有进入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观察视野,更不要说会受到普通市民的关注。即使对于关注新工人的知识分子来说,依然面临两种相互缠绕的质疑:一种怀疑底层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达自我,典型的问法是“底层能说话吗”;一种怀疑知识分子介入新工人文化的建构会威胁到新工人文化的自主性。

笔者以前也有过此类怀疑,但通过对新工人文化活动的多年观察和参与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总是做这种“能不能”的虚空设定。我从交往中发现,知识分子与底层工友之间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思想互动来提高各自的认识力和行动力。换句话说,所谓的知识精英也许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对底层民众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些层面又可能会受到底层民众的深刻改造。我们既不能说底层民众完全就不能表达自己,也不能是说知识精英完全就不能对底层民众产生影响。知识精英肯定可以对底层民众产生影响,就看他们用什么方式,就看他们与民众交往的真诚度和融合度,要看他们对底层民众文化的了解度和认知程度。“打工春晚”的铁杆主持人崔永元说的好,工友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你搞的“春晚”对他们是真正关心还是假装关心。只要青年知识分子能深入到工友生活当中,放下理论架子,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彼此都会提高,而且会促成一些积极的新文化建设成果。第五届“打工春晚”有个突破,不但出现了大学生给工友表演的一个替高校后勤工友维权的小品,而且这些表演小品的同学在自己学校就是积极参与支农公益活动的标兵。“打工春晚”要出新,要提高,必须充分激发认同新工人文化立场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志愿者的创造力,并要努力加以融合。

当然,知识分子的参与有没有一个限度?肯定有,因为“打工春晚”和新工人文化的主体应该永远是新工人自己。事实上,“打工春晚”的组织者对知识分子的参与一直保持警惕和谨慎的态度,他们在与志愿者的互动中也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立场和趣味上的独立性。在与不少年轻工友近距离的接触中,笔者分明能感受他们内心蕴藏的那种向善求真的文化追求,那些明断是非的思想潜力。他们不愿意成为消费主义和资本的奴隶,有性别平等和阶层互助的超前意识。他们在努力克服物质上的各种困难,喜欢以集体方式大胆自信地去创造属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表达。这一切正是新工人文化必将获得真正发展的希望。

结语

“打工春晚”不只体现了新工人文化意识的觉醒,还是他们进行新文化创造的独特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寻找适于表现他们文化意识的新形式,也在接受来自社会各届的互动、提醒甚至批评。但是他们所处的艰苦生存处境、劳动环境和创作条件在锤炼他们的文化创造毅力的同时,也严重制约了他们文化创造力的进一步发挥。若要让“打工春晚”能够延续和创新,并成为推动中国新工人日常文化政治生活的重要动力,还需要新工人自身和那些真正尊重和支持新工人文化的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

注释:

[1] “新工人”是一部分已经有了阶级主体自觉意识的打工群体对自己身份的命名。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与国企的“老工人”相区别,另一方面是为了与“打工者”或这“农民工”的称谓相区别,他们认为后者往往指那种无需提供基本工人权益保障的被雇用者。这种命名争夺,体现了打工群体对自身主体性、创造性和正当权益的文化政治诉求,目前已经被一些劳工界和文化界的学者逐渐接受。详细辨析可参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第2-6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 崔柯等《春晚:新民俗与文化共同体》,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 年第3 期,第73页。

[3] 《2016年“打工春晚”将于春节期间播出》,载《汴梁日报》2016年1月27日A6版,网址

[4] 参考任思慧《农民工政策与“春晚”的互动》,第19页。

[5]卜卫《打工春晚六年发展路:劳者歌其事 “众筹”迎鸡年》,见“中国发展门户网”,网页地址.

[6] 详见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7] 此提法参考了刘忱《打工文化,烛照劳动者精神家园》,《人民日报》2011年4月29第24版。

[8] 转引李晨《打工春晚真的尴尬了吗?》,见“澎湃新闻网”2016年1月31日,网页地址:

[9] 参考李北方《“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新工人文化的困惑与未来》,《南风窗》2016年第4期,第89页。

[10] 以上观点来自笔者2016年1月25日参加“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时的听会记录,可能有不尽确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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