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dafa888】年度奖授奖词,他们在基层写作

作者:大发文学

面对新时代强劲的脉动、纷繁的事象、多彩的故事,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以2017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小说、散文作品为例,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探索方向。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丰富的时代信息、动人的现实风景,更可以看到作家们不断拓展对现实观察和理解的半径、不断向时代的纵深处与隐蔽处求索的努力。这份回应时代、书写现实的冲动和野心,也许是带领文学走向广阔和多样的一条必经之路。

小说作品

回首2017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有很多令人欣喜的文学事件发生,有众多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投身于文学创作,更有优秀的文学佳作和批评文章涌现。作为一位旁观者和文学丛林中的旅行者,我尽可能勾勒出自己的阅读视图,试图从个人的视角观察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场。

在大地上行走

1. 《陈泊水的救赎之路》

丛书出版热潮彰显民族文学丰富性

回顾2017年文学创作,各文学门类依旧纷繁活跃。通过丰沛的题材与多元的视角,文学映照生活,拥抱时代。当小说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激烈的矛盾中揭示时代与人性,报告文学以鸿篇巨制书写社会发展的铿锵足音,诗歌在极致的形式中呼唤精神探寻,散文似乎总是因其平淡、沉缓的特质始终处于“难以被言说”的角落。

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方式,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质地。一次偶然的机会,回族作家阿慧了解到河南拾棉女工在新疆异地打工的故事,她不远万里来到北疆农六师新湖农场,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同女工们同吃同住同摘棉的生活。6万字的笔记,300多张图片,40多个拾棉女工的人生故事,最后凝练成了两万字的纪实作品《大地的云朵》。这篇作品让人们感受到女工们扑面而来的欢声笑语,触摸到她们默默流下的泪水,看到她们坚韧、乐观、善良与勇敢的面庞。“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一块地挣,只要手脚不歇,俺孩儿就有活命。”为了给捡来的孩子治病,拾棉工“憨女子”在黑透的夜里还坚守在棉田,这份爱意和坚韧给人以原初的感动。

作者:王华

文学出版是展现文学创作活力的一个重要维度。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成果颇为丰富。首先要提及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这套丛书由专注于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的学者张锦贻主编,包括10部反映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情感生活的原创长篇文学。这些作品独具一格地分别以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景颇族、壮族、拉祜族、土家族和满族的儿童生活为创作背景,在艺术上体现了多样化的族群特性和各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

充满社会鼓噪性的“大文化散文”热早已降温,全民参与博客散文写作的高潮也逐渐退去,尤其在读者越来越贪恋“故事”的语境中,散文创作似乎归于平静。但实际上,散文依旧暗涌波澜,建立起了家国时代与个体微小生活之间结实的连接。

瑶族作家纪尘也是一位带着爱与悲悯在人间行走的作家。多年来,她的足迹已经遍及五湖四海,对异域的书写从过客式的猎奇不断走向深入。散文《冬天,在百万人的村庄》描写的是她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段感受,从那里冬天的寒冷和疏离写起,最后以温暖、包容和爱作结。在不同的土地上看别人、看自己,这是行走者给予我们的独特视角。蒙古族作家金地的小说《本纳比-素里卡车学校》、满族作家周子湘的小说《慢船去香港》等,在描写文化焦虑之外,多了一层对生存的忧虑。两位作者都曾在早年有过离开熟悉的土地,到陌生文化环境中生活的经历,“离开——归来”的人生轨迹为作品增添了厚度。

作品以令人信服的情节推演和内心透视,描写了主人公陈泊水不可完成的自我救赎,深刻揭示了人性中不能承受之重,从而触及了一个时代痛点。小说将历史的反思与人性的反思融为一体,对在历史与现实中沉浮的小人物的灵魂救赎表现了独到而深刻的关怀。冷峻的文字背后是作者警戒世道人心的良苦用心。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之前已经出版了30卷,在2017年又继续出版了第31至40卷。丛书囊括了新疆当代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文学的发展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以本民族文字出版之时,在本民族读者中已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如铁来克、张宏超、古丽娜尔·吾甫尔、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哈依夏·塔巴热克等,积极投身于翻译之中,使这些作品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译作与原作的贴合。

近年来,不少作家的散文作品备受关注,他们细致观察并记录生活,有对自然的切身感悟,对人文的深入体察,对自我的追问求索,对传统风物的深情回眸……这些书写地缘文化、描绘生命情态的散文作品,是中国故事最坚实的文学源地,也是新时代下乡土情怀的现实回响。

回族作家马慧娟靠着在田间地头干活的间隙,把一个一个字敲进手机,写出40余万字的散文。在《雨在天堂》中,她以质朴干净的笔触默默记录着那些在干旱贫瘠的生活中挣扎跋涉的灵魂。她还原了人们对于写作的最初想象,一边劳作,一边书写,同是耕耘,同有收获,汗也洒得,泪也洒得。《雨在天堂》更像是一块璞玉,虽然还欠打磨,却难掩生活的灼目本色。

2. 《口信像古歌流传》

双语文学丛书和少数民族母语丛书的出版越来越普遍。《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套书精选了60多篇在《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发表过的优秀翻译作品,并与汉文原作一起出版,增强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与汉语文学之间的互动性。图书出版后入选“2017年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四川民族出版社联合编选了《藏族青年优秀诗人作品集》,包括白玛央金、琼吉、蓝晓、王志国、唐闯、扎西才让、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德乾恒美、单增曲措等藏族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原本是使用汉语写成,而后由一批藏族译者翻译成藏语,以双语的形式出版,展现了藏族青年诗人的创作面貌。四川民族出版社还推出了《中国彝族母语诗歌大系》,收录了310位彝族诗人的诗作,展示了彝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活力。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编选了《游动的群山》,精选蒙古族诗人朝鲁门、萨仁其其格、勒·楚伦等人的优秀诗作,翻译成汉文集结推出,展现了草原诗歌的风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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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求学的生活经历、多元文化的成长背景为“90后”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作品并未拘囿于自我成长体验的挖掘,越来越多的青年作者匍匐于大地之上,聆听来自故土、来自他乡的多元声音。回族作家宋阿曼的小说《贤良》聚焦矿工生活,三个看似普通的主人公都背负着沉重的过往,他们曾经的人生故事暗示着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隐痛与暗疾,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需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种种命题做出艰难的回应。东乡族作家丁颜的《蓬灰》也同样关注着人的精神处境。做正宗的兰州拉面,必须往里面放一点蓬灰,对于在深圳漂泊的索菲亚和拉面师傅哈伦来说,维护他们高洁精神的蓬灰是什么呢?苗族作家树弦的小说《偷豆腐渣的人》、壮族作家隆莺舞的小说《胆小同》、壮族作家连亭的散文《另一种日子:生长或萎顿》等也都展现出对生活的独特观察。这些作者多数还在象牙塔里读书或刚刚踏入社会,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书本中、在个体经验里寻找书写的素材,这种迈向广阔天地的自觉和自信令人对这些新鲜的面孔充满期待。

作者:第代着冬

2017年,多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著作涌现。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主题、领域、视角多样丰富,针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场,既有个案剖析,也有对总体问题的论述。其中,刘大先的《千灯互照》针对2006年至2015年少数民族文学年度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林琳的《族性建构与新时期回族文学》对新时期以来回族小说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孙诗尧的《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则对锡伯族母语诗歌的发展展开论述。这些著作涉及大量的文学创作资料与作家作品论,尤其关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与资料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写作观念回归,心安处是吾乡

面向多重的现实

在小说中,作家精心构建了一个文化地理空间,历史被处理成一个个口信,淳朴的民心民风化解了故事中的爱与悲苦,民族民间文化展示出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古歌与口信互为交叠,连通了传统与现代,述说着沧桑世变,回响在族群的生命记忆中。

发表阵地多样化,各类文体佳作迭出

评论家王兆胜认为,2017年散文有不少闪光点和亮色,其中最突出的是“回归生活常态”和“守住人生本真”。以此看来,许多作家正是因为心存对地方故土的热忱,才能于生活中汲取文学养料,书写最为真实而动人的生命之歌。

故事的主题、角度和讲述方式的选择背后,是作家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社会问题的回应。面对现实,少数民族作家们不满足于浅层的现实呈现,而是步步逼近情感现实与价值现实,探索隐藏在纷乱事象后的社会结构性现实。生态、教育、舆论、社会伦理、基层政治生态……作家们敏锐而充满勇气地直面这些时代课题,拓展了作品的视野和格局。

3. 《打开一扇窗子》

想要梳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发表情况,实属不易。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在发表作品时,并不是都发表在民族文学方面的刊物上,所以需要关注全国众多文学刊物;另一方面,即使仅就民族文学领域的刊物而言,也是数不胜数,除了中国作协的《民族文学》,还有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刊物,既有汉语刊物,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母语刊物。作为一个读者和研究者,面对如此庞大的对象,我只能选择自己相对比较熟悉的对象和领域进行言说。

河南作家唐兴顺的散文集《山中人语声》描绘了太行山区的乡土风俗、人情世故和山水景观。作品不仅呈现了当代中原地区人文生态的新动向,更赋予县乡众多普通人物以文化意义和价值尊重,温厚而诗意的写实风格显示出独特的美学追求。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听见》为探讨文学和新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蓝本。故事本身更像一则社会新闻,一位青年教师因为一时冲动误伤了学生,事情却从此不受主人公控制地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在学校、家长、同事、社会舆论的多重围堵下,教师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家用三万字的篇幅延展了这则新闻的空间,丰满了新闻里缺失的情感。事情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深渊的,网络暴力与人心的冷漠和贪婪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谁该为这些年轻生命的凋零与迷失买单……《听见》怜悯地注视着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让我们张开耳朵,听世风呼啸,听盲音里的空白。同样涉及到教育问题,已故侗族作家袁仁琮的遗作《支撑》描写的是一位山村里的单亲母亲在村支书、邻里们的帮助支持下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进入高等学府的故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中农民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渴望,“祖祖辈辈都啃泥巴,出息不到哪去,你们给我长点志气,读出个样子来。”主人公内雅对孩子们说的话质朴而深刻。扶贫先扶智,良好的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手段。

作者:陶丽群

在诗歌方面,《民族文学》所刊载的作品体现了诗人们的多向探索。如何抒写传统,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是少数民族诗人在写作中经常思考的命题。蒙古族诗人阿尔泰在《牧牛人》中塑造了一个父亲的形象,作为“牧牛人”的“父亲”,似乎是整个民族习俗传统的缩影。彝族诗人普驰达岭从彝族典籍《指路经》中汲取养分,创作了诗歌《石头之书》,抒写彝族各个支系的共同祖先和记忆。壮族诗人韦廷信诗作《剪布》中,“阿布”和“布妈”不仅是母子关系的隐喻,同样彰显了诗人试图回归民族性、文化寻根的意图。藏族诗人诺布朗杰的《一把雕花藏刀》、维吾尔族诗人吾斯曼·卡吾力的《家乡的星夜》、羌族诗人雷子的《马鞍戒》、瑶族诗人唐德亮的《红头巾》、锡伯族诗人顾伟的《原点》等也从不同角度书写了对传统文化的思索。

贵州作家陈丹玲的散文集《村庄旁边的补白》以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为地理坐标,通过寻访印江的历史人文、生活样貌以及命运轨迹,将笔触深入新时期的土家族、苗族,他们游离于坚守与放弃、出走与回归间的复杂情感在作者笔下成为了一个地方时代悲喜的铭记。

对农民命运和农村发展道路的探寻一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焦点。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说《望云岭》、杨芳兰的小说《跃龙门》等作品都对进城打工农民的精神生活报以关切的目光。而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说《花垭人家》、土家族作家陈刚的小说《余温》等作品则指向了“归来”的主题。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对乡村自然资源的重新体认都为“归来”提供了支持。越来越多的作品撕开了乡村田园牧歌的面纱,直面现实的困境,但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温暖和谐的乡邻关系,仍给回来的人们带来慰藉和希望。

小说展现了作者深刻的伦理思考和出色的叙事能力。作品借“开窗”这一富有意味的核心意象,讲述了一段沉陷在隔阂与冷漠之中三十年之久的亲情故事,在富有张力的叙事中,探寻着宽宥、和解、忏悔与救赎的主题。

诗歌除了要表达久远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还必须关注当下多元的现实生活。书写现实生活,关注日常经验,也成为很多诗人的选择。哈萨克族诗人哈志别克·艾达尔汗在《有人向我提起春天》中抒发对爱情和日常生活的独特体会。回族诗人马永珍在《羊羔舔碎了新月》中,用轻快的语调书写了牧民们的生活细节。土家族诗人冉冉的组诗《夜幕合围之前》、朝鲜族诗人姜孝三的《爷爷的背架子》、满族诗人姜庆乙的组诗《转身》、满族诗人胡卫民的《离乡的月亮》、苗族诗人末未的组诗《在黔之东》、纳西族诗人和克纯的《花语在左,泉音在右》等诗作,或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或书写个体在时代、社会中的独特生命体现,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诗歌的多样性。此外,很多女诗人的诗作中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意识。比如,藏族女诗人康若文琴的《尕里台景语》、维吾尔族女诗人琪蔓古丽·阿吾提的《你为何像鸟羽一样飘落》、彝族诗人鲁娟的《一个阿玛穿过城市》、回族诗人锁桂英的《窑山顶上的那棵树》、满族诗人苏兰朵的《虚构》、满族诗人安然的《盗词人》等作品,或体现女性诗人的细腻、敏感、柔情,或彰显了她们对自我处境和身份的复杂思考。

同为壮族作家,罗南与黄少崇的散文集展开了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罗南的《穿过圩场》通过细致敏锐的笔触,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出具有浓郁壮乡特色的山川景色、民族文化和乡土人事,文字中缠绕着作者对故乡的人们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和温暖记忆。黄少崇的《在母语中死去》被一致认为“具有民族性与思辨性”,作者描写了在城乡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民族文化同质化的背景下,关于壮族原生态的民情风俗的回忆,反映了民族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的丰富内涵。

满族作家刘荣书的小说《纪念碑》也是一篇直面复杂世相的作品。纪念碑承载着英雄的事迹,代表着过去的荣光。但围绕着纪念碑的竖立,利益的纠葛、人性的幽暗已经与神圣的内涵渐行渐远。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那份真诚的想念与敬意却依然闪烁,令看到的人五味杂陈。与之相比,瑶族作家光盘的小说《重返梅山》的主题更加明晰尖锐,作品用一个颇有荒诞色彩的故事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何破解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两难?要求违背生态规律重新开矿的恰恰是受环境污染毒害最深的梅山人,这一颇富张力的情节给人以震撼的警示,环保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可想而知。

散文·纪实作品

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方面,亦是佳作迭出。例如,在《民族文学》2017年度获奖作品中,仡佬族作家王华在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中探讨人性的冷漠与救赎;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小说《口信像古歌流传》用先锋的艺术手法进行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叙事;壮族作家陶丽群的小说《打开一扇窗子》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位于中越边境的村庄发生的故事及其女性家族经验。回族作家阿慧的报告文学《大地的云朵》记录一群中原拾棉工赴新疆务工的故事,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怀。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在散文《土离我们还有多远》中书写了对自然、生态等问题的思考与关怀。

浙江作家赖赛飞生长于海边,倾注于笔端的是与波涛共舞、伴潮汐涨退的自由海岛生活。她的散文集《被浪花终日亲吻》以海洋渔文化为主题,从文化形成的角度审视家乡海洋渔文化的精神内涵,诠释生态联系和深层美学意义,是海洋文学创作的一次创新实践。

以散文见长的满族作家格致在小说《虎啸图》中继续了自己由个人经验推及公共经验的探索,当一个小科员的体重、头发、胡子都受到严格限制时,这一机关单位的工作怎会有创新和活力?全篇似乎都笼罩在《虎啸图》中那张着大口的老虎的俯瞰下,令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权力和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格致以小见大地进行了耐人寻味的追问。对社会乱象的反思也催生了很多颇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谁是活得长久的精明之人呢?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小说《那根结有疙瘩的攀绳》以一个一波三折的小故事巧妙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藏族作家德本加的小说《老狗醉了》同样具有一定的幽默感,作品围绕一条老狗的去留,以略显夸张的讽刺笔法,着意刻画了一位小学校长的官僚形象,藏文化独有的宽容特质令人在受到启迪和警示的同时,不忘报以会心一笑。相较之下,蒙古族作家季华的小说《灰腾锡利》更具灰暗底色。主人公虽一心为民,但却因屡屡被人算计,而难以升迁。这块贫寒之地还留得住这位质朴的基层官员吗,小说戛然而止,令人怅惘。

1. 《大地的云朵》

2017年,很多刊物采用专号的形式集中推介某一群体。例如,《青海湖》杂志推出了“藏族小说十二家”专号,集中刊发了次仁罗布的《梅朵》、万玛才旦的《赤脚医生》、江洋才让的《天堂隔壁》、尹向东的《世界之外》、扎西才让的《回归文学的老人》、何延华的《围猎》、格绒追美的《幻影三章》、此称的《流亡者》、秋加才仁的《河里的孩子》、永基卓玛的《桑珠和曲珍》、元旦达吉的《公主》和桑杰才让的《雪魂》等作品。这些小说题材广泛、风格各异,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关注人生、描摹现实,多层面地展示了各民族地区的丰富生活。《佛顶山》杂志推出“少数民族诗人诗歌专号”和“少数民族80后90后诗人诗选”,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创作活力。

这些作家在各自的文学沃土辛勤地耕耘着,作品没有空洞的哲理,泛滥的抒情,而是专注于生活,专注于身边琐事。“散文创作目光向下,注重内在与深化,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趋向,即散文写作观念的回归。”王兆胜说。

旧瓶中的新酒

作者:阿慧

作家队伍梯队合理,共同谱写多彩旋律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每个地方都有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有其自成一体的文脉。着眼于立足之地的扎实而踏实的写作者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性,这是古典传统里十分值得珍视的成分,对作家来说也最难能可贵。吾土吾乡是作家的心灵依托,是写作的起点、情感的终点。

新时代不仅拓展了经验的边界,也为永恒性的文学话题开掘了新的思考路径。面对幽深处的精神现象,作家们以清醒的问题意识、敏感的时代眼光、独特的文化资源,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在旧话题中加入了新理解。

这是一篇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品,作者只身来到新疆偏僻山乡,与进疆打工的河南拾棉女工同吃同住同摘棉,掌握了大量一手素材,以充满热度的文字,真实记录了新疆拾棉工的生存实况,写出了她们在当下社会经济格局中的艰难生活与憧憬希望,展现了她们坚韧、仁厚、乐观向上的精神。

这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繁荣发展,这得益于少数民族作家的“数代同堂”。2017年,很多知名作家继续推出自己的佳作。其中,藏族作家阿来推出了短篇小说集《阿古顿巴》和诗集《阿来的诗》,展现了充沛的创作活力。满族作家关仁山的小说《金谷银山》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大背景,展现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北方农村的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回族作家张承志出版了散文集《汗乌拉 我的故乡》,对草原青春进行回首。满族作家赵玫推出了《赵玫自选集》和中篇小说选集《蝴蝶飞》,对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进行阶段性总结。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散文集《声音的替代》中表达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思考。另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生力量不断壮大。在各个文学刊物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在写作方面越来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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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具有消泯一切的力量吗?在仡佬族作家王华的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中,已经认不得儿孙的老人陈泊水,仍然记得自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犯下的罪恶。受害者的谅解、时间漫漫的侵蚀,都没有办法褪去这份愧疚与痛楚,反而愈久弥深。没有人能阻挡那个在漫天风雪中踽踽走向派出所求刑的蹒跚背影,它背负的是一个人应有的担当,是人类向善向好的可能。侗族作家木兰小说《白光灼灼》中的女主人公郭小惠,同样为了寻求灵魂的安宁,放弃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

2. 《土离我们还有多远》

随着创作群体变得越来越庞大,作家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书写,试图写出自己的个性。在2017年的阅读中,还有这么几部作品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斡尔族作家昳岚在长篇小说《雅德根:我的母系我的族》中,以清末至今苏如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为主线,从多个视角反映达斡尔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及生存画卷。瑶族作家陈茂智的长篇小说《金窝窝,银窝窝》以“矿产”为主线,书写大瑶河边两个古老瑶寨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故事。藏族作家道帏多吉在散文集《山神的牧场》中,将自己行走于藏区山水之间的感触付诸笔端。羌族作家羊子在诗集《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中,表达了汶川、羌族在特定历史阶段中交融共生、变迁递进的文化图景。回族作家石彦伟的散文集《泰斯比哈》,以文学的笔触全景式地展现了不同地域的中国回族普通人的生活,展示了回族深厚的文化传统。

“小”人事中有“大”时代

藏族作家尹向东的小说《猎手》描写了一个受害者的自我救赎。它们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向纵深挖掘了人性的复杂幽暗与温暖柔软。背负着为死去父亲复仇这一重担的刀登,克服重重险阻,终于来到仇人面前,却发现真正的仇人早已死于另一场仇杀中。但故事并没有止步于此,失去复仇对象的刀登想杀掉仇人身边的一条老狗来发泄内心的仇怨,却发现自己从没有真正把刀刺进任何生命的身体中,从始至终,爱与悲悯一直潜藏于他的心中。

作者:鲍尔吉·原野

总之,从2017年的文学发表、出版等情况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展现了充沛的创作活力。在文学生活日益丰富的当下,无论是面向历史与传统,还是立足并关注现实,都成为少数民族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的主题,基于这样的话语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数量不断增加,整体的质量也非常高。由于个体阅读的有限性,这篇文章肯定无法充分地呈现这个极度活跃的现场。期待中国多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文学场域内出现更多佳作。

“面对新时代新现实,越过事象透视时代精神,调用各种艺术手段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作家不约而同的追求,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在强势进取中成为文学主潮,中国故事的独到讲述成为主旋律”,评论家长白烨认为,一种新的创作主潮正在涌动。如何把现实转化成一种文学品质,成为文学的内在力量,是新时代下深化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

象征与隐喻也为主题的开掘提供了新的通道。壮族作家陶丽群的《打开一扇窗子》、壮族作家梁志玲的《噪音》等作品都是描写了一个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前者借“开窗”这一富有意味的核心意象,讲述了一个沉陷在隔阂与冷漠之中30年之久的亲情故事。开窗既意味着对临死之人的告别,也代表着对母亲、对自己的宽宥与谅解。后者将人与人之间的误会、隔膜、伤害与牵绊归之为“噪音”,这常常令人心烦意乱的声音是真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漫漫人生路的慰藉和陪伴。这份成长的隐痛也在朝鲜族作家许连顺的《女儿六岁初长成》、畲族作家朝颜的《逃离》等作品中浮浮沉沉,以不同的面向给人以柔软的触碰。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从平凡的生活细节中发掘出蒙古人的精神内涵,通过生动的描写,表现了牧民对草原、对土地发自内心的热爱。

对于时代的书写与记录,主题鲜明、故事性强的报告文学似乎是最为直观的呈现方式。相较而言,散文虽然体量不大,但凸显的是个体在时代中鲜活而切实的感受。王兆胜指出,“小”是2017年散文写作的另一关键词。他说:“不以理念写作,不好高骛远,不作玄想奇思,而是紧紧贴近日常生活,贴近自然大地,关注那些在我们身边的细小微末事物。” 而这样的写作是否会不够开阔甚至流于平庸?王兆胜并不认同:“散文并不因取材的日常生活化,也不因选材之小而降低境界和品位。相反,却能以小见大、知微见著、颇多心会。”

文学以艺术的手法反映现实,成为关于这个世界的神秘谜语。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小说《口信像古歌流传》、侗族作家潘年英的小说《哭嫁歌》、土家族作家温新阶的散文《一棵树》、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土离我们有多远》、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这些古松该如何生活》《寻找茫茫黑海里的金钥匙》、藏族作家雍措的散文《月亮村的记忆》《凹村纪实》、侗族作家龙章辉的散文《进山遇到神》、土家族作家凌春杰的散文《茶润大地》、土家族作家田芳妮的散文《冷冲的风》、苗族作家句芒云路的散文《在苗巫的大地上》等颇具神秘文化色彩的作品也是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独特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一直是多民族文学的宝贵富矿。它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与经典的文学母题碰撞交融,往往会擦出耀眼的火花。以第代着冬的小说《口信像古歌流传》为例,大爷、保长、爷爷之间略显俗套的故事只是一个容器,真正的华彩在弥漫其间的口信和古歌,在时代和命运的操控下,个体的生命脆弱易逝,但言与声所指向的时间之外的虚无之境却散发着永恒的魅力。文化在这些作品中往往超越了现实的束缚,连通了传统与现代、世道和人心。

诗歌作品:

回族作家阿慧的纪实散文《大地的云朵》是其散文集《月光淋湿回家的路》其中一篇,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新疆拾棉工的生存实况,写出了农民工在当下社会经济格局中的艰难生活与美好追求。阿慧的散文视野开阔,对大量现实素材的摄取使她的作品在朴实中跳跃着时代的脉动。她说:“行走和体验是创作的活水。我希望通过散文写作,用真情触摸民众的根脉,用心灵感知草根的冷暖,用文字抵达灵魂的深处。”

大发dafa888,因为篇幅所限,很多优秀的作品没来得及点评,很多作品在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精进和开拓也没有足够的空间阐释。“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新时代赋予文学以新使命,也馈赠其以新机遇。2017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们拥抱丰富经验、反映时代风貌的创作态势,这份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一年会有更多与时代同行的精品力作涌现。

1. 《虚构》

好的散文甚至能够成为理解中国的一个虽小但极具普遍性的样本,陕西作家李育善的《惊蛰之后》就是这样一本散文集。他对中国农村在当下社会转型阶段的真实状况进行了判断与思考。在工作中考察社会节奏及民风之变,既有值得关注的社会焦灼点,也有发展的预见性。菏泽籍作家耿立的《消失的乡村》同样具有大格局的散文气韵,虽然写的是地方乡村,却体现了整体的民族精神状态。

作者:苏兰朵

江西作家冰耘的纪实散文集《我娘我心》歌颂母爱的伟大,反映了当下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呼唤与呐喊。江苏作家韩丽晴通过乡愁散文集《意思》,叙述了一种生活秩序、情感秩序。秩序里那种规律性的内在,随着乡村的消失迁移到当下人的生活中,得以重新建立并以新的方式延续。

这组诗歌语言敏锐犀利,感情冷峻克制,诗句具有来自灵魂深处的复杂意蕴和张力,表现了诗人独特的创造性和孤独求索的勇气。

对于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散文创作,过于直接的真实是否会降低其文学性?面对这种担忧,专注于散文研究的评论家王冰认为:“文学价值主要是文学的审美价值。散文同其他门类的写作一样,在写真实的基础上也需要对于真实事件进行艺术处理。”

2. 《蓝火》

事实上,散文是作家观察和书写时代限制较少、较灵活自由的文学表现形式,暂且不论文学性的指摘与作品优秀与否的评判,写作中源于生活的点滴实则处处都是社会发展的缩影、思想动态的轨迹、时代变迁的印证。“忘却才是真正的告别”,对散文写作者来说,那些值得被记录的是印在心上的人事情感,更是永不消逝的故土。散文写作在日常生活里伴随时代同生共长,平静而充满活力地走向更远的远方。

作者:石舒清

大发888真人娱乐,这组诗歌语言朴白,却深微、神秘、独特,如同交响乐中雄浑深厚的低音,从生活的最深处缓缓奏出。

评论作品

1. 《2016年民族文学年度述评》

作者:苏涛

该评论对《民族文学》2016年全年所刊作品进行了认真梳理、解析,观点鲜明,层次清楚,语言简洁,论述有据,展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入的理解力。

翻译作品:

1. 《夜空要回了星辰》

作者:哈志别克·艾达尔汗

译者:热宛·波拉提

这组诗歌纯净悠扬,如一缕来自草原的清风,带着爱意与柔情,给人以美的吹拂和温暖的感动。

2. 《老狗醉了》

作者:德本加

译者:万玛才旦

小说围绕着一条老狗的去留,以略显夸张的讽刺笔法,着意刻画了一位小学校长的官僚形象,既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又带有藏文化独有的宽容特质,在笑声中给人以启迪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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